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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区深处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就像一所隐修院。在一条叫做“余乐姆”的小街上寻到它时，跃入我们脑海的第一个词语是“小”，小到让它字面上看起来很阔绰的身份——“大大学”（grand école）有种滑稽的名不副实感。它如此小，几乎从未有人耗费笔墨去铺陈它的校园景色。实际上，它根本不能算有校园：从侧门进入门岗室，接受安全检查后，就可以直接迈入它的大门；大厅里四面围着玻璃、被称为“水族馆”的收发室一直未变；穿过大厅，中庭花园正中有一个叫恩斯特的水池，学生们在为数不多的池塘边的桌子上学习；穿过花园，进入下一个中庭，就是它的图书馆和另一些围合的小楼；环绕着建筑的回廊层叠嵌套，就如迷宫。没有绿茵草坪或精心修剪的花园，也没有巨柱长廊或教堂钟楼，更不用提博物馆或体育场了。它的简朴，部分来源于它对精神纯粹的崇尚，部分也受限于主要由法国政府提供的有限预算。由于它的“小”与它建立两个多世纪以来出产的群星璀璨的思想家、文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以及它对法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此不成比例，我们很容易便觅到了第二个词语来形容它：“小而精”。

巴黎高师于1847年迁至巴黎余乐姆街45号，这是高师最古老的建筑（于楚众 摄）

这与我们过去考察过的所有大学都有所不同：无论是剑桥、牛津，还是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大学都在相对远离城市的开阔之地发展出风景秀丽和不乏历史性建筑的大学校园。但巴黎高师是属于巴黎这座都市的。两百多年来，它已经把居于拉丁区心脏地带视为了自己性格乃至命运最重要的一部分，任何的扩张冲动都为此得到了抑制。高师的规模与它所占据的空间，两百多年来都保持着相称的比例：它的学生至今不过800人，每年招收的人数不过200人。

巴黎余乐姆街上匆匆赶去上课的高师学生（于楚众 摄）

与那些隐居在宁静小镇或世外桃源思考学问的学派不同，高师人的精神不是仰望星空的，而是俯瞰芸芸众生的。在它的斜坡屋顶上，曾经站立过很多攀爬上来的高师人，他们极目远眺，迎风吟诗，内心被唤起无限抱负和激情。它是一所非常具有“法国特殊性”的精英学校：虽然法国自12世纪就有了与欧洲一脉相承的大学体系，但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在“大学”（universités）之上，又建立了一层以培养共和国最优秀的专门人才为目的的精英学校，这就是“大大学”体系。这两套体系，并行不悖。如果说，全民免费、高中毕业即可进入的“大学”是法国高等教育最大程度平等的体现，那么“大大学”就是等级制的缩影。“大大学”，即精英学校毕业的学生，会被打上身份的烙印，身份并不一定直接意味着物质利益或权力，但象征着地位。某种程度上，法国的等级比欧洲其他国家更甚。在这种最大程度平等与较大等级差异的永恒矛盾之间，精英如何被选拔和认定，并拥有合法性，是理解其平衡点的切口。法国独特而选拔苛刻的预科班，虽设在高中，实际上却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延伸，为这对矛盾提供了一些答案。

巴黎高师的中庭花园，内有著名的恩斯特池塘（于楚众 摄）

今年决定写巴黎高师时，我们还尚未完全清晰地意识到这种“法国特殊性”。那时，我们内心被另一种想法占据着：每年一期、已经做了七年的大学专题报道，到第八年，似乎遇到了瓶颈，陷入了某种迷惘。那些英美大学虽然世界一流，但对我们来说，随着对它们从教育思想、制度到学科体系相似性，以及它们所生产的“精英”的相似性发现愈来愈多，一切都在悄悄往“套路”这个可怕的方向上滑去。再多写一所普林斯顿、加州伯克利或伦敦帝国理工，又能拓展什么新知的边界呢？在一个全球资源都不断向少数几所大学集中、学术和知识越来越集约化规模生产的时代，大学正越来越趋同。市场化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教育本质之外，购买和提供“服务”这层关系，成了一流大学探讨“学分和学位贬值”的背景。我们暗自思忖，是否到了该从这个专题撤退的时候了？

巴黎高师校长马克·梅扎尔（于楚众 摄）

直到我们探索着进入巴黎高师所在的法国特定语境中，一成不变的老路似乎出现了一点转机。至少，我们开始问一系列与过去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是制度层面的。比如：代表法国精英教育的“大大学”和代表法国全民高等教育的“大学”之间有什么不同？法国人如何鉴别和选拔精英？他们理想中的精英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大大学”用何种方式培养精英，又以何种方式为其培养的精英提供身份的合法性？在法国，为什么专门性的学校生产精英，而不是综合性大学生产我们已熟知的“博雅”精英？小型教育机构会在学术研究上呈现出什么不同于综合性大学的特点？以国立大学为主导的法国高等教育，在教育宗旨和使命上，和以私立大学为主导的英美大学相比，有何不同？这两种制度运作下的大学，各有什么优势与不足？巴黎高师为什么会成为正在发生的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并根据自己意愿成为联合了26所“大大学”的新大学——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PSL）的创始成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让我们从“一流”这个过去难以回避的概念阴影下解脱出来，重新将大学放入一个相对广阔的讨论空间里，比如，城市、国家、制度的起源与变革，以及兴与衰。

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正在召开讨论跨学科教育的研讨会（于楚众 摄）

巴黎高师和它所浸淫其中的法国精英教育体制，投射出许多法国人的独特品质。法国人一向认为自己是善于思考的人，对思想理念有强烈的追求，更显著的具有道德和知性上的力量；他们钟爱抽象理论，迷恋普遍性，追求纯粹，在论证时习惯清晰和一分为二，但又时常自相矛盾或走向极端；他们的思想家常有救世主情节，替全人类思考，为人类贡献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公共利益等优雅而复杂的抽象政治概念；他们在启蒙运动的洗礼下崇尚理性，但又喜爱神秘主义，热衷激情和冒险。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法国贡献给世界的文化创造物，而巴黎高师则是精英知识分子成长最肥沃的土壤。其中，以哲学为代表，萨特、福柯、德里达、雷蒙·阿隆、阿尔都塞……一连串闪耀的名字，照亮了20世纪思想史的星空。法国哲学不仅以概念和抽象闻名，而且擅长打破各种边界与其他学科结合，独具创造力。今天，法国哲学的重心虽已开始向以索邦大学为阵地的实证主义转移，但高师的批判传统依旧富有力量。

萨特（左）与福柯（右）

然而，最初的巴黎高师其实是一所理科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和天文学，数字的讲坛先于词语的讲坛而存在。然后，它才发展出了对词语和文学的热爱，接着是哲学和思想。高师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人，除了那些影响了人类文明和思想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还有很多默默无闻为法国整个教育做出贡献的人。而很多法国的知名知识分子，都曾以授衔教师的身份，在中学、高中或大学任过教。“共和国的教师”担负着培养共和国公民的使命，他们从巴黎高师走出来，按照国家的需求，到巴黎或外省的小学、中学与大学里，以教育之专业方法，将共和国先贤的知识传遍整个法兰西的各个角落。

巴黎高师数学系主任维泰博（中）、数学教授帕特里克·伯尔纳德（右一）和几位数学系学生（于楚众 摄）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巴黎高师和它所处的法国高等教育体制，面临着很多变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就业问题逐渐提上日程，与此相应，带有学徒制身影的企业实习成为法国精英学校的显著特色。财政困境也开始露出端倪，一位高师的教授告诉我，几十年前，法国就开始面临经费困境，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研究前期都需要足够的资助，而所需经费已超出了小型高等教育机构可获得的范围。也恰因如此，数学和哲学，作为高师的传统，依旧保持着高水平，因为它们是“抽象科学中仅有的、在没有太多资助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最杰出成果的学科”。

巴黎高师音乐厅举办的周末音乐会。伴随着音乐，舞者跳起踢踏舞（于楚众 摄）

另一个充满悖论的问题是全球化。高师毕业的PSL副主席爱德华·禹蒿告诉我，当他1988年进入高师学习时，学校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吸纳国际学生。亚非拉美独立运动后，虽然法国仍是世界上继英美之后排名第三的留学目的地，但它并未能像英国那样，保持着吸引世界英才的影响力。2003年，法国高等教育在“上海排名”榜单上全线溃败，印证了警示者“法国已在国际上隐形（internationally invisible）”的预言，唤醒了法国。这个建立在共和国理念上的教育体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悖论：公民的身份限制着它从全球吸纳人才和资源；它的“小而精”，既依托于法国国内的特定环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它们不依赖于大规模资本投入，而完全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存在，推动它们发展的，是人类凤毛麟角的最出类拔萃之辈。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人才和资本密集、大规模、跨领域、跨国界的全球化知识生产，让“小而精”再难独善其身。

选择扩张，还是联合？高师选择了后者。在正在进行的法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高师是这个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者。